導讀 風、血與詩──感受群眾，才能理解群眾
詹偉雄 文化評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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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789年7月14日傍晚，巴黎暴民攻破了君權象徵的巴士底獄，典獄長 Bernard-René de Launay被活捉遊街，準備遞送到市政廳前處決，沿途，不少的民眾用隨身的武器戳刺他，在抵達目的地前，de Launay幾乎崩潰了，他掙扎著高喊：「夠了，讓我死吧！」也就是這一用力，他的腿踢中了一位圍觀者的小腹，這時群眾便開始鼓譟，要這位民眾立時殺了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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勒龐的《烏合之眾》一書，引述了法國大革命史學家（應該是Hippolyte Taine）的記述，是這麼描繪這幅殺戮場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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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他是個失業廚師，無聊的好奇心使他來到巴士底獄，想看看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。因為大家都這麼認為，他也認為這是一種愛國行為，甚至覺得自己應該得到一枚勳章，獎勵自己手刃惡魔。他拿著一把借來的刀對著裸露的脖子下手，但是刀有點鈍，怎麼都割不動，於是他從兜裡掏出一把黑柄小刀（作過廚師，應該對切肉很在行），成功完成了任務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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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一個人身處於亢奮的群眾之中，成為了群體的一份子，這個人就不再是孑然一身時的那個人了，他會展露出前所未有的想法和行動，遠遠偏離人生軌道，這是《烏合之眾》一書的主要意旨，當然，勒龐還會加上一句：群眾永遠比個人愚笨得多，「不是整個世界比伏爾泰更聰明，而是伏爾泰比整個世界更聰明」；雖然弔詭的卻是，歷史的進程往往還得靠著這種本質愚蠢的群眾運動來推進，「激發人類走上文明之路的不是理性，而是充滿激情與膽量的幻想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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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烏合之眾》一書出版於1894年，英文版於一年後上市，兩種版本都成了市場暢銷書，可以想見，整個十九世紀歐陸革命的動盪，加上各地區國族國家獨立的起義風暴，使西方見識了群眾運動巨大的能量，不論是從中得益的革命家，或是於其中受苦的市民階級，都積極地想理解這神祕難解的暴風如何生成、怎麼運作，又如何能去蕪存菁、化害留利，使群眾能為己用，或至少能降低其狂野非理性的一面，而保留其創造式破壞的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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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勒龐而言，他當然是個站在「烏合之眾」對面的知識份子，雖然他對法國的教育有很多的批評，但觀諸他一生的所作所為，顯然仍是以身為「啟蒙之子」的法國伏爾泰信徒為職志的，《烏合之眾》是他對法國十九世紀城市中的暴民所作的社會心理學研究（直接的情感因素是他目睹1871年巴黎公社的暴力起義事件），而在完成這部小書後，他轉而把研究旨趣轉向放射性元素，據說還差點於1903年獲提名角逐諾貝爾物理獎，他的一生中，明顯地嚮往著一間寬大穩頓的書房而非硝煙四起的街頭，這樣的智識歷程，遠遠不同於撰寫《悲慘世界》的雨果，或者熱切肯定巴黎公社革命的馬克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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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我們也可以這麼說：正是他對群眾的由衷不安，方才使他能捕捉到群眾運動中撲朔迷離的幾個特質，並且以極其動人的修辭表達出來。譬如說他對群眾運動中領袖人物的解析：「群體成員缺乏意志，會本能地轉向意志堅定的人，因為他們身上具有群體成員身上缺乏的品質」，便啟蒙了二十世紀的希特勒，《我的奮鬥》這一本自傳直接由勒龐的指引中取材，從都會魯蛇心理的陰暗反面打造出光芒四射的時代偶像，召喚了上千萬德國人成為納粹信徒。也或是由於其面向歷史與現實中的真切恐懼，勒龐才能深刻觀察到「民眾＞群眾＞暴民」的因果關係，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而非偶然：「群體中，愚蠢、無知和心懷嫉妒的人，會擺脫自己卑微無能的感覺，從而產生殘忍、巨大的短暫力量」。當然，他對群眾們雷霆萬鈞劃破時代場景後、煙火散盡後的個人滄桑運命，也是洞燭機先的，他最常被後世人引用的一句話便是：「群體中的個體，彷彿是空氣中的塵埃，可以被風吹到任何地方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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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世紀是一個群眾運動更加奔騰的世紀，有趣的是，支持《烏合之眾》於西方書肆常賣的，不是群眾或學者，而是各色各樣希望能召喚起群眾運動的政治行動家；二十世紀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的抬頭，也不再把《烏合之眾》看成是一本具有嚴謹意義的學術著作，勒龐思想中的生物決定論、父權偏見與歐洲中心主義也愈來愈不政治正確；在社會「集體意識」這個研究議題上，勒龐法國同胞涂爾幹所著的《社會分工論》與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》，以其對日常生活更穿透性的理解，明顯地在知識地圖上具有著更廣大的說服力和啟發性。那麼，身處在一萬多公里距離之外、一百多年時光之遙的台灣讀者，再來讀這本《烏合之眾》的理由會是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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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多年前，美國社會學結構功能論大學者墨頓（Robert K. Merton）於《烏合之眾》英文版寫的導讀中，指明了勒龐的這本小書，有著三個開創性的價值，其一，他指出「群體社會」即將到來，執政者會反過來聽從主流民意來施政；其二，群體當道，平庸和低俗的文化會成為最有價值的文化；第三，群體會成為歷史發展中無可替代的主要推動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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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已半世紀了，墨頓所揭櫫的三個提醒對台灣讀者仍然有效，而且十分有效，因為台灣才剛剛進入民主化社會，在台灣的歷史上，民主的歲數還沒有超過三十歲，這樣的理解也就意味著：台灣史中的大部分的歲月都在潛意識裡渴望著「群眾」，也伺機召喚著「群眾」，唯其如此，我們才能夠推翻殖民者或極權政權，獲得民主，但坦白說，我們也因此而完全缺乏另一面對「群眾」的理解，吾人對群眾可能產生的暴力後果一無所悉，因為我們就貨真價實地承受著執政者施加於上的暴力，歷史上滿滿是鎮壓的血漬，從而使我們無從想像群眾也可能鮮血滿手，而且相較體制暴力更不可捉摸，但，雖然欠缺歷史經驗，網際網路與電視傳播所流轉的強大群眾獵巫氣息，或者各種平庸意見當道的決絕與剛硬，卻也是現世台灣人不陌生的群體壓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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勒龐是一位看著巴黎街壘革命長大的小孩，他的恐懼，正是吸引人們閱讀《烏合之眾》的起點，唯有切身地穿過時代場景，才能把時代的一些氣息帶至外來者的面前，讓我們同時聞嗅到暴風、鮮血與詩，並心生些許警惕和反思。從這個角度看，《烏合之眾》（之於我們）具備著更多的文學性而勝於科學性，狄更斯的《雙城記》也寫法國大革命，但，請相信我，它不會比《烏合之眾》更扣人心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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